世界歷史視野下的非洲
關於非洲的著名照片《饑餓的女孩》
飛地經濟在城市裡帶來縱向的精英與大眾的對立，二元經濟結構在城鄉之間復橫向地轉化為二元社會結構。由於黑非洲國傢農業政策的失敗，以及連年的戰亂，大量人口從內地農村湧入少數幾個大城市，以致非洲的城市化率超過瞭40%。然而城市中並無相應的產業支撐如此龐大的人群，過度“城市化”的後果便是非洲大部分城市中均有90%以上的人口無正式工作，以臨街叫賣等零工方式勉強度日，月收入僅夠糊口。許多城市人口甚至也要種地以獲取糧食。但由於城裡畢竟提供瞭更為熱鬧的生活，他們並不會願意回到鄉下。這個龐大的人群是潛在動蕩源，構成瞭黑非洲國傢必須解決的問題。在黑非洲的農村，由於基礎設施不足、銷售體系未形成，除瞭少數地方，大部分仍然處在自給自足型農業狀態之中。因為自然物產豐富，這些人還不至於挨餓，但是也僅是處在維生水準，貧困發生率很高。而由於飛地經濟對於傳統社會結構的裂解，使得在鄉村地區依靠傳統的社會保障體制也面臨困境，這將進一步危及社會穩定。在此之外，黑非洲的部族問題帶來更復雜的局面。現時的非洲國傢都是由殖民疆界框定出來，敵對的部族可能被劃定在同一個國傢，同一個部族又可能被分割在不同的國傢。以致在黑非洲，除瞭極個別國傢之外，國傢認同仍不及部族認同，這是國傢動蕩分裂之源。而基礎設施的落後使得國傢的物理統一難以實現，這帶來更多問題。
18世紀中後期，歐洲發生瞭工業革命，早期的商業帝國主義開始轉型為工業帝國主義。工業經濟需要的是原材料的穩定供應，以及不斷擴大的銷售市場。對最先發生瞭工業革命的英國而言，商業帝國的海外模式並不需要太多變化也能滿足這些條件。但是進入19世紀中後期，歐洲大陸也開始瞭工業革命，尤其是德國，其經濟實力迅速攀升以致超過瞭英國。此時的德國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相對而言領土的狹小、地處中歐的不利地緣格局、多年分裂的記憶、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歐洲戰場以致生靈塗炭的歷史，都令得這個新崛起的強國在內心深處有一種難以克服的不安全感。該種情結在經濟猛漲的催動下轉化為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力圖謀得“陽光下的地盤”。就海外而言，此時隻剩下非洲還有大片領土有待征服。適逢德國的世仇法國在普法戰爭之後大力在非洲擴張以恢復元氣，而英國擔心法國的擴張會將原料與市場向英國封閉，也在非洲摩拳擦掌。為瞭協調列強的行動，在俾斯麥的主持下，1884年召開瞭柏林會議，達成瞭關於非洲瓜分規則的共識。短短十幾年之後，在非洲幾乎已不再有“無主”的土地。
泰爾博赫繪於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認儀式
撒哈拉以北的阿拉伯地區以及南非，與撒南黑非洲區別很大，不可一概而論，故下面隻就黑非洲來展開討論。黑非洲是個傳統的農牧業自然經濟地區，殖民者在部分地區建立瞭城市，帶來瞭現代商品經濟，但其表現為與周遭地區脫節、直接聯系於世界市場的礦業經濟與種植園經濟，在這些外向型經濟飛地的周邊，是廣大的自給自足傳統經濟區。這樣一種二元經濟對於非洲的傳統社會結構帶來巨大破壞，並伴隨著非洲國傢的獨立進程，延續到獨立後。
近代以前的黑非洲差不多是在獨自發展，其與外部世界的實質性聯系比較有限。但到瞭500多年前歐洲人探索新航道的努力成功以來，非洲被整合進一個世界歷史過程之中。此過程中的非洲基本上不是作為一個世界歷史的主體出現的，相反，它一直是作為一個客體，處於被西方文明塑造的地位。西方的拓展過程可進一步分為幾個階段，非洲在其中被動地扮演瞭不同的角色。
然而，國際法權秩序的主體與國際政治秩序的主體還是兩回事。白人殖民者的直接統治退出瞭非洲殖民地，但是他們通過對於非洲國傢財政、金融體系、對外貿易等的掌握，繼續著對於非洲的間接控制。在歐洲的區域性控制之外，非洲國傢還更處在一個全球格局的約束之中。它們獨立之後，便迅即面臨著一個在冷戰之中選邊的問題。常見的情形是，新獨立的國傢內部兩派甚至更多的派別彼此之間爭鬥不已，各倚一方，於是血腥的內戰便爆發瞭。有些國傢打瞭幾年之後，一個強人壓制住瞭所有對手，依托著外援，建立起獨裁統治；另有些國傢則是內戰持續多年也未見分曉。所以，這個時候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非洲內部秩序，它是從屬於冷戰秩序的。進入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兩大陣營不再爭奪非洲，向這裡的資源投放驟減。過去的一些獨裁者馬上遇到瞭財政困難，無法持續下去，非洲很多地方再次爆發內戰，尤以兩次剛果（金）內戰為甚；甚至爆發大屠殺，一如盧旺達等地。經過十餘年極度的動蕩，秩序再次穩定瞭下來。到這個時候，我們初步可以說具有一定意義獨立性的非洲秩序誕生瞭，雖則這秩序還有著嚴重的問題。
原標題：施展：其實你不瞭解非洲
非洲國傢的獨立運動主要是在城市展開，其中粗略地說有兩支重要的力量。一支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以及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他們力圖以成立由黑人掌權的民族-國傢的方式來擺脫殖民統治。對這些人而言，殖民統治根本上是個政治問題。他們同時希望用西方的文明來改造“愚昧落後”的非洲傳統。另外一支是大量走出鄉村來到城市裡尋找工作機會的非洲民眾，他們在經濟上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而脫開傳統社會又使其失去社會保障。對這些人而言，殖民統治根本上是個社會經濟問題。兩支力量都對白人的殖民統治不滿。在獨立運動中，兩支力量合流，但其訴求並不一樣。精英團體力圖取殖民者而代之，依照西方模式建立國傢，但是勢單力孤，便動員一般大眾，宣稱趕走殖民者將會迎來非洲人的解放；一般大眾為瞭解決自身所面臨的社會與經濟問題，便與之合作，趕走瞭殖民者。
施展：其實你不瞭解非洲
地方的道路設施、基層金融體系、服務機制等亦因大規模鐵路建設為契機而有瞭發展的可能性，從而原有的自給自足之農業生產模式可以轉化為商品化農業生產，中國將為其提供極為廣闊的市場。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及農產品的充分市場化，更會使得非洲的糧食分配機制獲得極大改善，化解其可能出現的饑荒問題。困擾非洲的城鄉二元格局，因此可能逐漸化解。非洲問題的解決，同樣需要在這樣一個政治經濟學的過程當中完成。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參與到瞭全球資本秩序當中，逐漸吸納瞭西方世界的產業轉移，崛起為世界工廠。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現象，其獨特性就在於中國的規模。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哪個具有如此龐大的人口與經濟規模的國傢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裡迅速崛起。由於中國的體量，它構成瞭一個世界性的原材料吸納者與一個世界性的制成品輸出者。中國對於資源與市場的需求規模決定瞭，中國的崛起這件事情本身，便呼喚著在全球資本秩序的側旁進一步形成一種新的全球產業秩序，共同構成未來新秩序的基礎。
在歐洲方面，貿易爭奪伴隨著戰爭，但歐洲人也在尋找這一切的規范。終結瞭“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從法律上規定瞭國際秩序的一般規則，包括主權國傢作為國際法的基本單位等，形成瞭現代國際法的來源。歐洲人將這套國際法規則視作國際“文明行為”的基準，未接納該套規則的地方，便不被接受為平等的對手。於是非洲被進一步從法律上規定為低等的，需要歐洲人的全方位規訓。這一規訓不久就到來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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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過程將會表達出中國崛起的世界歷史意義，那就是，中國的發展便意味著世界的發展，世界的問題反過來被內化為中國的問題。
出口礦產資源為主的黑非洲國傢會在此一全球產業秩序中獲得自己的地位。中國對於工礦業原材料與農產品的巨大需求，剛好可以為非洲提供急需的廣闊市場，幫其換取急需的外匯。然而非洲受困於資本秩序所控制的全球定價體系，中國同樣受困於此，表現為我們“買啥啥貴，賣啥啥便宜”。通過改造，使得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適應於新的格局，是當下的一個重要任務。改造不是推倒重來，而是通過新的談判議程的推出，來漸進式地完成變革。對於新議程的提出，需要該倡議國具有足夠的實力，並在議程所涉領域具有重要的利益，其所倡議的主張才可獲得其他國傢、尤其是主導大國的認真對待。由於中國在國際議程設定問題上的生疏與不自信，我們不知道該如何主動地表達並落實自己的利益，這需要時間與場所來學習。非洲剛好提供瞭這樣一個場所，就當下而言，中非貿易的迅速發展，使中國有正當的理由與需求，在非洲發起新的議程談判。並且非洲也需要有西方以外的力量來改變國際貿易秩序，從而至少是使得自己有討價還價的空間。非洲是中國的一個上佳學習場所，並且對方很可能也正歡迎我們以這種方式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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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不久爆發瞭兩場耗盡歐洲元氣的世界大戰。在一戰後，國際秩序的正當性基礎即發生瞭巨變。既往的帝國瓜分模式不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一躍而為新的正當性基礎。該理念為非洲人的獨立建國之主張奠定瞭基礎，並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化作現實，非洲國傢紛紛獨立，黑人以新的方式進入瞭國際法權秩序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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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認為非洲是一塊貧窮的大陸，此種認識至少可以說是不全面。非洲社會貧富高度分化，窮人雖然吃飯沒問題，但基本無購買力；富人則生活在高水準當中，其群體比我們通常想象要大，極富消費力。由於本土極其欠缺生產能力，非洲的基本工業品都需進口且嚴重供不應求，以致在非洲的日用品與一般工業制成品的價格比中國要高不少。從潛力角度而言，非洲更是極其富有。無論是豐富的礦藏，還是上佳的耕地，再到極佳的林業、水利資源等，都為非洲以後的發展提供瞭基本的前提。這些資源目前的開發都比較有限，因為非洲欠缺資金、技術、以及基礎設施，究其根源，也與非洲國傢建構、社會治理等能力的欠佳有關。
國傢建構、社會治理的欠佳的確可以歸結到非洲的動蕩當中去。但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更實木桌板｜實木桌板價格細致地來看。一方面，不間歇的動蕩是獨立後非洲國傢的一個特色，基本上延續到冷戰後10年多的時間，但是進入21世紀，非洲的動蕩問題已經大為消解，當下，大部分非洲國傢的政治都比較穩定。電視上偶爾看到個別非洲國傢又發生內戰，但不要忘記那不過五十三分之幾的事情（非洲有53個國傢）。另一方面，非洲的動蕩與近代以來的政治、社會結構等有著密切的關聯，要找到突破口，還需要先弄清楚現時政治、社會結構的來龍去脈。
政治問題的解決使得許多非洲本土精英轉為既得利益者，然而非洲的經濟結構沒什麼實質變化，大眾關心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就並沒有解決。這種情況下，對大眾的動員可能形成新的動蕩之源。於是一些非洲國傢精英的統治轉向瞭專制，而這種統治往往是進一步強化瞭舊的殖民式經濟結構，就更將這些地方的非洲精英與一般大眾及傳統社會隔絕開。另一些國傢的非洲精英力圖在非洲帶來根本的社會變革，認為這是非洲解放的根本途徑，這就需要對一般大眾保持高強度的動員，這種動員機制必然走向“非洲社會主義”。力圖以一個邏輯上先在於“國傢”的“黨”的領導，解決政治與社會這雙重問題。在冷戰中，西方與蘇東兩大集團各自支持一批非洲國傢，使得兩條路都還能維持，政治問題貌似解決瞭，經濟上則使得非洲國傢進一步殖民化。冷戰後，解決經濟問題的失敗，使得非洲國傢政治又陷入動蕩。經過十餘年的內戰，各方人困馬乏，於是秩序大致穩定瞭下來，但這是因為人們無力再戰，而不是問題得到瞭解決。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非洲問題的極端復雜性。對當代非洲政治動蕩問題的解決，若不聯立於社會-經濟問題，則必定無法成功。但是由於部族與國傢之間關系的復雜性，使得非洲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又都無法在既有的民族-國傢框架中獲得有效解決。
中國崛起與非洲的新機會
要解決非洲的這些問題，需要在城市裡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機會，不一定要讓多數人都有正式工作，隻要能給大傢以好的預期，便可有效消除動蕩危險；需要為非洲的鄉村農產品提供廣大市場，以便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需要大規模建設基礎設施，以便幫助農產品、內地的工礦產品能夠更有效地運出去，實現國傢內部二元經濟的逐漸消解，以及實現國傢的物理統一；要實現這些，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以及需要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迅速改造一個社會的經驗與想象力；在此之外，還需要有一支超國傢的力量來推動，以便克服部族問題與國傢建設之間的張力帶來的阻礙。因此，非洲需要外部力量的幫助。但是外部世界在過去所提供的諸多幫助成效不大，而中國的崛起則可能給非洲提供瞭新的機會，當然，反過來非洲也對中國的崛起有著極大的重要性。
被誤解的非洲
提及非洲，國人腦海中浮現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這是一塊饑餓的大陸、貧窮的大陸、動蕩的大陸，等等。這些印象有很多都是有問題的，它們會嚴重誤導我們對於非洲的理解。下面粗略來分析一下這些誤解。
通過設定新議程來拓展國際空間，對於中國還有一種意義。中國的崛起面臨核時代這樣一個環境。核大戰的威脅使得大國之間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通過戰爭等手段來實現國際秩序與權力分配格局之間的匹配。新的全球秩序隻能是通過一套國際機制而形成的抽象性控制來實現，此即前述之資本帝國秩序，這一點在冷戰結束後變得尤其明顯。所以，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國際秩序的變遷是通過對於新的國際機制之議程的設定權的爭奪與轉移來實現的。中國的崛起，隻能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表達為一種政治經濟學過程，“和平崛起”便是一種戰略必須，而不僅是個口號。
非洲與中國在這方面的合作可以換取更多外匯，但是新的問題馬上就又浮現出來。如果非洲內部部族結構與主權國傢之間的張力不被有效化解，則積累的外匯可能會轉化為大批的軍火，脆弱的秩序會再次陷入動蕩之中。非洲當下的資源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問題，就是礦業資源開發是高資本、低就業、高利潤的一種行業，又及礦業資源隻面向國際市場而與國內基本無關，這便極易形成若幹個精英寡頭對國內礦業的壟斷。這一方面帶來前述的精英與大眾的分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壟斷而帶來的精英寡頭之間的爭奪，結合於貧富分化，很容易衍生成部族沖突。於是壟斷寡頭有足夠的激勵去購買軍火積蓄實力，內戰又會被培育起來。這是任何非洲發展方略都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
為瞭克服這一點，需要找到一種超越於部族與國傢之上的力量，既可推動發展，又可消弭沖突。非盟具有這種超越性的政治地位，但是其現實的物質力量則有欠缺。可推動發展的物質力量隻能從資本上來，那麼，我們就需要找到一種足夠大的資本，可以覆及各國，同時它又必須是一種產權不可分割的資本形式，以免重入寡頭割據的結構。通過這樣一種資本力量，便可以有效地整合部族與國傢，從而形成以民族國傢為單位的國際法權力量與以該種資本為基礎的超國傢力量這樣一種雙層治理結構。該種結構在具體治理上逐漸虛化國傢，強調非洲的共同利益，於是跨境部族、境內部族沖突等問題便都有解瞭。
目前比較容易想象出來的該種資本形式，就是非洲大陸上的跨國鐵路。跨國鐵路的修建與運營都需要大資本的參與，由於其規模經濟性，各國對其產權的分割將帶來運營效率的極度低下。而一旦跨國運營成行，則它可以帶來相當多的連帶經濟效益，各沿線國傢的精英寡頭會願意分享，從而其會被有效地整合進來。應該由非盟建立專門委員會來主導該種鐵路的建設與運營，通過對於國際資本與建設力量的引入來完成該工作。中國在這方面擁有足夠的資本與建設經驗，可以與非盟之間形成高度的合作關系。一直欠缺實質性物質力量的非盟，可以該專門委員會為依托，獲得對於各國的實際影響力，促進非統工作。
通過鐵路的大規模建設，可以將非洲內部的各種資源激活。具體說來，原本地處偏僻的礦產資源，可以被有效開發瞭。可以通過一些制度設計手段，將該種新開發的資源納入類似於前述的非盟專門委員會的監管當中，由此所得的利潤擺脫沿線國傢的精英寡頭的壟斷控制，而納入非洲的國傢公共財政，進而轉化為一般民眾可以分享的福利結構。新資源的開發，與精英寡頭壟斷的舊資源之間可以形成市場競爭，從而逐漸弱化寡頭在國內的影響力，為政治上的順利轉型創造條件。
由於溫帶國傢的經驗，我們會認為由於糧食短缺，導致非洲成為一塊饑餓大陸。很多照片會強化我們的這種直觀印象，如著名的題為《饑餓的女孩》的照片，以及多幅關於埃塞俄比亞大饑荒的照片等。然而，諸多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非洲饑荒年份的收成往往並不差，饑荒的出現不是因為糧食短缺，而是因為糧食分配機制出現瞭嚴重問題。亦即問題與產量無關，而與社會治理有關。更進一步，我們所熟知的非洲饑荒都是發生在撒哈拉附近的非洲部分，而在撒南熱帶非洲則從來沒有出現過。因為熱帶非洲的自然條件極其優越，大自然提供的食物即確保瞭不會出現饑荒問題，相對簡單的勞作便可有收成，這些地方存在的不是饑荒問題，而是貧困問題，表現為普通非洲人無力消費一般日用品，生活水準低下。對溫帶國傢而言，貧困與饑荒相伴，但我們不可以此來同樣推斷熱帶非洲。
在這樣一種前景性展望當中，中國與非洲相互都提供瞭巨大的機會。與非洲的這多重合作不僅僅是帶來物質性的後果，對中國而言它還可能帶來精神性的提升。
雖然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但是近代以來的屈辱歷史，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帶來瞭深刻的不安全感。甚至在今天，它也仍然沒有消除掉，“大國崛起”的高調不過是這種不安全感換瞭個面具展現出來而已。物質力量的積聚並未帶來我們在政治上的足夠自信，以致一方面對內對外的政略行為上常常進退失據，一方面不自信的內心被裹挾於各種各樣虛誑的民族主義熱情之中隱藏起來。這種悖謬的原因正在於，政治並不單純是物質的聚合，而更是一種精神力量的表達，精神的缺失必將帶來政治的迷茫。要破解這一難題，關鍵在於找到我三義原木桌板批發｜三義原木桌板批發推薦們的精神支點，中華民族也才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復興。
我們在非洲的努力，可以幫助它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與條件。如是，則將中國的發展外化為非洲等不發達國傢的發展，我們龐大的物質力量便會被導入一個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秩序的軌道，找到其恰切的出口與用途，從而也給予其他國傢以安全感。中國的崛起通過一個政治經濟學的過程展開，但它最終必須要綻放為一種深層的政治哲學，確立起中華復興的精神支點，使我們獲得精神上的飽滿與政治上終極的自信。
（原載於《文化縱橫》，原題為：世界歷史視野下的非洲與中國）
在這個過程中，除瞭極個別的地方，非洲人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他們的傢園被歐洲人在地圖上依照尺規而分割，一條條沿著經緯線厘出的界線框定瞭他們此後的命運。後來的經濟史表明，對列強而言，非洲殖民地的占領無論從移民的角度來說，還是從原料、市場等經濟角度來說，都不是很劃算的，對非洲的瓜分隻不過是爭霸各國在囚徒困境中的瘋狂之舉。然而，這段歷史卻對非洲有著極大的重要性——它第一次將非洲完整地整合進一套國際法權秩序之中。作為個體的非洲人也許仍然不是“文明”的，但是作為土地的非洲大陸則已被納入“文明”秩序，需要服從國際法的調節。非洲在此階段保持瞭獨立的兩個黑人國傢埃塞俄比亞和利比裡亞也逐漸被接納為正式的國際法主體。非洲的地理空間被現代國際法權所分割，歐洲瓜分所留下的邊界，正是後世非洲國傢獨立後的領土疆界之表達。盡管它常常將相同的部族分隔在瞭不同的國傢，但無損其國際法上的效力。非洲以一種怪異的身份開始卷入瞭現代世界秩序當中——非洲土著沒有權利，土地被白人所劃分，同時，或是占據瞭黑人土地的白人以“非洲人”的身份來主張國際權利，或是白人總督治理當地的領土，並以統治無完整民事權利的孩童的方式來統治黑人。非洲被動地獲得瞭一種國際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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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非洲秩序迅即被統合在全球資本秩序之下。在美國的主導下，二戰後建立瞭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與機制。它們具有技術性、中立性的外觀，但美國正是通過它們實現對於世界的柔性網絡控制，建立瞭資本帝國秩序。它在冷戰期間局限在西方陣營當中，但冷戰結束之後覆蓋瞭全球，適逢信息技術革命的出現，於是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開瞭。非洲秩序被統攝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開始瞭其艱難的發展。對於欠缺資金、技術、基建等等各項發展條件的非洲國傢而言，當下的發展途徑隻能從出售資源起步，以此來換取外匯，並進而換取進一步發展所需的各種要素。然而原木桌板價格｜原木桌板多少錢，在非洲已不在兩極爭霸格局下作為被拉攏對象的情況下，其外貿條件頗為不利。非洲的礦產以及農林產品的出口，需要納入國際大宗商品的定價體系當中。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基本上在紐約、芝加哥、倫敦等幾大期貨交易所被確定下來，某種角度上來說它並不是由市場來決定的，而是由大資本決定的。隻要有足夠的資本來運作，能夠囤得住貨，價格便被其操弄於股掌之間。由於能夠調動如此規模資本的大公司數目很有限，於是寡頭壟斷的定價機制便可形成。這是資本秩序的一個自然結果，可不做倫理評價，不過這毫無疑問使非洲國傢的發展受到瞭很大的制約。
16、17世紀是初起階段，此時西方力量的擴張主要是通過海外貿易的方式展開的。西班牙、葡萄牙最初開始瞭對於海外帝國的拓展，它們率先占領瞭大量的殖民地。繼之而起的荷蘭、英國等國則開創瞭大不相同的商業帝國模式。兩國的冒險商人發明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公司等現代商業制度，以此為基礎展開瞭海外商業活動。其時最為重要的貿易路徑之一便是著名的“三角貿易”。歐洲商人從本國出發，裝載鹽、佈匹、朗姆酒等，運至非洲西部沿岸地區販賣；然後購買黑人奴隸，穿越大西洋，運抵美洲種植園；再在美洲購買糖、煙草和稻米等返航歐洲。這條航線的路徑大致構成三角形狀。三角貿易利潤驚人，歐洲商人借此完成瞭最初的資本積累。對於早期的商業帝國主義而言，貿易據點和海上航線的占領比土地的占領更加重要，所以歐洲在非洲的存在隻表現為零星的貿易據點，沒有大規模占領。非洲在該秩序當中的地位是很悲慘的，黑奴作為商品，使非洲被動地裹挾進西方商業帝國的發展當中。不過我們還要客觀地提出，被掠上船的非洲黑奴，多數並不是歐洲人直接捕獲的，而是由購得瞭歐洲人的槍炮的非洲沿海部落，到內地部落捕獲來轉售的。後來這些敵對部落在依殖民疆界而劃定自身的非洲獨立國傢中被迫並存，其彼此沖突由來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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